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其内容包括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的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史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外国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民间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的研究等。至于“当代”的时限则依通例，以五十年代为起始，以迄于今，时间已长达半个世纪。关于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的叙述空间，从理论上讲，应包括中国所有的疆域：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但由于历史的、社会意识的和文化处境的差异，本文在叙述上仍以内地为主。
这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其最重要的时代特征，是大规模战争的基本结束，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社会，此时正处于试图改变战争体制而逐渐转向经济建设的转型时期。但这种意愿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实现。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至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又长期陷入了政治动荡之中。频繁开展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和在学术界开展的各种思想批判运动，给中国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严重的时代背景。思想改造运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并直接影响了学术创造性的发挥。大跃进的失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特别是不断开展的阶级斗争，给中国的学术发展提供了非正常的环境。这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同时又是顽强地生存并发展着。
中国社会以四十年代的结束为标志，开始了一个弃旧从新的新时代。在政治层面上，通常把它描写为“改天换地”的新时代，这种描写给人的印象是准确的。从五十年代开始的社会转型，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和崭新的开始。这里所谓的新，首先是当代的学术研究、它的参与者，无一例外地都置身于前述那种特殊的环境和气氛中，一方面是社会的转换和更新带给中国的学人以兴奋和激情，同时，伴之而来的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新生的政权对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全部学术研究，有着新的、一致的、规范的要求。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求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估以往的研究，并要求有一个不同于此的新的开端。
如同在农业、工业、商业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造那样，新的政权也在学术领域强化它的影响。大量的学术思想改造在施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改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众多的学者初步掌握了唯物史观、并应用到研究工作中来。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学术的渗透，造成了五十年代开始的学术研究的新气象。它对于原有学术构架的调整，对于以往被忽视的研究视点和研究方法的开掘和扩展，使以往薄弱的环节得到了加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冷战时代的两极对立的政治局势和思维方式，无疑也给学术研究的倾向带来了单一性和排他性的缺憾。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是长期的。短时间的、强制性的、试图立杆见影的“改造”，不可能创造奇迹。而且，即使奇迹产生了，对于学术来说，言论一律也未必就是合理的。50年代有过百家争鸣的提法，其实只是一句未能兑现的“提法”而已。
所幸当日成为学术骨干的那一代学者，他们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接受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的传统和学术流派的影响，他们已拥有自己的信仰和目标。尽管他们属于“被改造的”“旧知识分子”，但却已是不可否认的当代权威。他们当然面临着思想——学术改造的严峻形势，但这种改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奏效，则是令人怀疑的。一个学者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是长期的选择和养成的结果，行政的规定和非自愿的强加往往事与愿违。
学术思想的改造在某些人、某些部门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在以进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照和处理人文科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别开生面的功效。但从总体上看，由于“独尊”“一家”而造成学术生态的失衡，则是不应忽视的负面影响。那时，这一代学人的学术思想业已定型，他们的学术成就业已成为当代的经典而得到承认——依然是以各自自有的立场和面孔出现：唯物的或唯心的、传统的或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后来发生的某些对于先前学术结论的调整和改正，多半都有些外在的“粘贴”的味道，而未曾成为融入体系的有机成分。随后发生的事实已有目共睹，即中国的学术研究在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中进入十年动乱的“冬眠期”，这些学者的工作基本中断。
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学者的处境，与他们的前辈略有不同。一方面，他们是在前辈学者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和所谓的“旧知识分子”有着亲密的师承关系。他们在前辈的严格要求下，受到系统的教育和规范的学术训练，就是说，他们是“新”知识分子，但受的是“旧”的学术熏陶和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毕竟年青，他们不但很少“旧”的负担，而且敏于接受新知，他们中很多人接受了进步世界观的指导，而且在使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方面卓有成效。这一代学人，他们的身上是“新”“旧”并存，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但从现实的处境看，他们的命运似乎也并不比他们的师辈好多少。他们的学术研究刚刚开始，头上便笼罩了“史无前例”的乌云。待得劫后归来，他们已是中年景象。
从学养的形成来看这一代学者，中国旧学在他们的成长史上，依然产生着隔代的影响。就是说，他们是在一种受压抑的状态下，间接地和有选择地接受了中国的传统学问和做学问的方法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当时是不受鼓励的。但不论如何，他们还是通过切实的指导和训练，使中国的学统得到了承传和绵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考察，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还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在当日“一边倒”的政治取向中，他们较为全面地接受了进步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学术思想并付诸实行。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由于“偏食”，造成了他们在学术发展中的先天的缺憾。
即使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仍然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大学的文科和各种研究机构都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科研活动，学术的血脉并没有中断。这个时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六十年代前期周扬领导的文科教材建设的举措。当日许多著名学者如游国恩、王季思、冯至、杨周翰、唐?、王瑶等都参加了这个工作。尽管它仍然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那个到处都在开展“大批判”的“破字当头”的肃杀气氛中，周扬此举所蕴涵的建设精神，就显得异常可贵。这次学科教材的建设，不仅编写出了一批适合使用的大学文科课本，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这些人成了当今活跃于各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其大部时间都在上述那些涉及几代人的学术处境中度过。如今的中国学人，可能会觉得那是很遥远的、梦幻般的历史了，然而，当代年纪稍大的学者，都不会轻易忘记那些艰难困苦而又单纯天真的年代。环境是严峻的，发展是艰难的。然而，中国的学术火种还是得到了绵延和承传。不仅如此，在有些学术领域，还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如在《楚辞》和《诗经》、《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文学批评史和《文心雕龙》的研究等方面。第一部新文学史出现在这个时期。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得到了再版，而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直编到了现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也编成出版。胡风、秦兆阳、钱谷融等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的理论批评，更以抗世疾俗的勇敢立言，给人以振聋发聩的印象。钱钟书《管锥编》的写作和出版，更是这个时代的骄傲。
逆境中的生长，夹缝中的存在。中国的文学研究就在这样非常的境遇中，度过它的最艰苦的岁月，终于迎到了自由开放的新时代。新一代学人生活在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的人文环境中。这种不同，首先是学术自身的独立性和它的特殊规律受到了尊重。来自外界的干扰相对地少了，学术和政治也有了较为明确的区分，不是如同过去那样的纠缠、甚至是粗暴的侵入和取代。再就是外部环境的改善，学术研究不是在过去那样的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进行。社会的开放促进了学术的开放。中国的文学研究不再是孤立的行动，世界性的双向的和多向性的交流，成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风景线。
新一代学人因教育制度的完善，大都受到良好的训练，知识面较宽，基础也相对扎实，外语的掌握也有了普遍的提高。这些条件都促使这一代学人具有较为自由的心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开阔的视野，再加上良好的内外环境，促进了不受拘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可以说，特定的时代为中国文学研究铺设了一条通往繁荣发展的广阔道路。
电子时代的学术空间无比广阔，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只在瞬息之间。电脑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学术的进步。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令人目不暇接的事实，相对地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宁和骚动。以往那种相对封闭中的潜心致志，如今变得稀罕了。纷繁的世界性交流，夺走了人们对于固有学统的专注。人们的精力因纷沓的资讯而分散。故此，相对而言，这一代学者的国学根基，较之他们的前辈，则有了普遍的削弱。
半个世纪在大动荡和大悲欢中度过。中国的文学研究也在充满焦虑和希望的苦斗中生长和发展着。我们怀念那些已离开我们的为中国的文学研究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们，我们决心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勇往直前。目睹当今学术研究老中青几代同堂的繁荣景象，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
